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短期再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银发[1999]12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城市中心支行：

　　为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短期再贷款的管理，规范业务操作，进一步明确分支行的贷款管理权限和职责，总行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短期再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九九年一月六日


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短期再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货币政策调控权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加强对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短期再贷款的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短期再贷款，系指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为解决辖区内商业银行的资金头寸不足而对其发放的期限不超过3个月的贷款。
第三条 对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短期再贷款实行“限额控制、授权操作”的管理原则。
“限额控制”，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对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以下简称分行）下达短期再贷款限额，并以此控制分行的短期再贷款量。
“授权操作”，即中国人民银行分行须依据本办法和总行的授权，审批、发放短期再贷款和对辖区内中心支行转授权。

第二章 贷款限额管理和审批权限
第四条 贷款限额是总行下达的允许分行可发放短期再贷款的上限。总行对贷款限额实行指令性管理。调增、调减分行的贷款限额均以贷款额度通知书方式下达。
第五条 分行（含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下同）可审批期限不超过20天的短期再贷款；发放期限超过20天的短期再贷款，须逐笔报经总行批准。经分行授权，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可审批期限不超过20天的短期再贷款；其他中心支行，可审批期限不超过7天的短期再贷款。县（市）支行，不得审批短期再贷款。

第三章 贷款种类、期限和利率
第六条 短期再贷款划分为信用贷款和质押贷款。
“信用贷款”，系指分行以商业银行的信誉而对其发放的短期再贷款。
“质押贷款”，系指分行以商业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作质押而对其发放的短期再贷款。
可作为质押贷款权利凭证的有价证券为：国库券、中国人民银行融资券、中国人民银行特种存款凭证、金融债券和银行承兑汇票。
第七条 短期再贷款划分为3个月以内、20天以内和7天以内三个期限档次。
第八条 分行发放短期再贷款，应执行总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第四章 贷款对象、条件和用途
第九条 分行短期再贷款的对象仅限于辖区内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和全国性或区域性商业银行设在辖区内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借款人）。
第十条 借款人申请短期再贷款的基本条件：
（一）在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或中心支行设立准备金存款账户；
（二）借款人具有法人资格的，应足额存放法定存款准备金；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应在申请贷款之前3个月内未发生透支行为；
（三）资信情况良好，能按期归还短期再贷款；
（四）分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为净拆出资金的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向上级行净存放资金的，对其发放短期再贷款的期限应不超过7天。
第十二条 分行发放期限超过20天的短期再贷款，应采取质押担保的方式；仅限于辖区内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
第十三条 分行短期再贷款只能用于解决借款人同城票据清算和联行汇差清算的临时头寸不足，以及其他短期流动性不足。

第五章 贷款的操作程序和内控制度
第十四条 贷款申请。借款人应填制《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申请书》，并在加盖借款人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签章后，提交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开户行。
第十五条 贷款审查。对受理的短期再贷款申请，应依据本办法进行审查；对单笔金额较大的贷款申请，应建立集体审批制度；中心支行对超过审批权限的贷款申请，应提出审查意见，报分行审批。
第十六条 贷款发放。对审查批准的短期再贷款申请，应与借款人签定《借款合同》；发放质押贷款时，还应同时签定《质押担保合同》；会计营业部门应凭《借款合同》、贷款额度通知书办理有关会计处理手续，发放质押贷款的，还应凭据《质押担保合同》。
第十七条 贷款收回。借款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规定，按时足额归还贷款本息。对逾期的短期再贷款，可从借款人准备金存款账户扣收贷款本息，并按照逾期贷款利率计收利息。质押贷款发生逾期，可依法处置作为贷款权利凭证的有价证券，用于偿还贷款本息。
第十八条 分、支行会计营业部门应凭留存的贷款额度通知书，监督短期再贷款限额的执行情况。对超限额发放短期再贷款的，不予办理。
第十九条 分行应建立完善的短期再贷款操作手续，明确有关业务部门的职责，定期组织业务检查。总行对分行的短期再贷款业务实行按月考核。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或者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对象、条件、期限和用途审批、发放短期再贷款的；
（二）越权审批、发放短期再贷款的；
（三）对辖区内分支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审批、发放短期再贷款监控不力、严重失职的；
（四）超过上级行核定、下达的贷款限额审批、发放短期再贷款的；
（五）对已确认为高风险的商业银行，擅自发放短期再贷款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审批、发放短期再贷款，造成资金损失，并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经总行授权，分行对特定的金融机构发放短期再贷款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三条 分行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试论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

陈 晨


名人广告，即利用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公众影响力的名人的名义或者形象所作的广告。近年来，社会上发生了多起名人广告事件，如相声演员郭德刚代言“藏秘”排油减肥茶被指虚假宣传事件等等。这些名人广告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应当说，广告如果存在虚假并造成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品的经营者予以赔偿，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一点并不存在疑问，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代言广告的名人是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一疑问也将引发对于名人在代言广告时是否应当履行一定的义务，以及名人所代言的广告如果内容不实造成消费者损失，名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问题。①笔者在此就这一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一、法律法规对于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规定的现状分析
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广告法》第二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广告活动，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所称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本法所称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本法所称广告发布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发布广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该法第五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从事广告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从上述规定看，名人广告中的名人并不能被涵盖在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中的任何一个主体范围内。名人广告中的名人不在《广告法》调整的主体范围之列。
《广告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中更是明确地将名人排除在虚假广告责任承担者范围之外。规定中以列举方式规定了“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却唯独没有规定自然人在虚假广告中的法律责任。因此可以说，名人广告中名人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可言。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没有对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
据笔者检索，对于名人广告相对具体的规定目前只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3年发布的《广告审查标准（试行）》。该标准第十七条规定：“不得滥用公众对名人的信任感。聘用名人做广告宣传商品的使用效果，必须与其本人的真实使用情况相一致。”这一规定主要问题有三：一是该规定的层次较低——仅是部门规章；二是无法律责任的规定；三是该规定从语法分析，似乎仍是规范“聘用名人做广告”的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而不是名人本身。
综上所述，从现行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的规定来看，我国对于名人广告的名人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
二、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分析
从宏观上来看，名人代言广告，是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基本经济权利；从微观上来讲，名人代言广告是否承担法律责任，关键要看法律有无明文规定。因为“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但哈耶克说过：“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和承受选择的重负，它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为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 ②名人一方面可以利用公众对自己的信任通过代言广告去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理应对自己的广告行为承担责任，否则于情不符、于理不通。但如何解决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必须从法理上进行细致的疏理。
1、从民事法律角度分析，很难找到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律根据。
首先，商业广告是要约邀请。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已明确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商业广告为要约邀请。……”民法理论通说认为，要约邀请在性质上是一种事实行为。③要约邀请的发出不是合同订立的过程，广告主作为要约邀请发出人，对于该事实行为无合同上的责任。而作为对要约邀请内容进行“担保”的名人，其实施的行为因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故难以被理解为合同一方的代理人（同时其以自己名义参与民事活动，也不同于代理人须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不能依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的规定，来追究名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名人并非消费者与广告主（即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之间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商业广告存在虚假，消费者因轻信广告而购买该商品或者服务而受到损害的，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名人并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存在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再次，名人在商业广告中的欺诈行为，难以被归入侵权行为的范畴。名人在广告中对虚假广告内容进行担保或者对商品的质量进行夸大，其侵犯的是公众对其名人个体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属于一种心理利益，无法形成法律所保护的独立的权利类型。这种心理利益也不是法律所应保护的精神利益。对于名人在虚假广告中侵犯了消费者何种权利，在民事侵权法领域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而如果说广告中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即广告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构成违约行为的同时也构成侵权行为，从而认定广告中的名人与广告主对消费者构成共同侵权，则在理论上也难以成立。因为共同侵权的成立应当有共同的侵权行为，在广告宣传阶段，消费者尚未特定化，广告中名人的虚假宣传行为不能构成对特定消费者的侵权行为；而名人在广告中的虚假宣传也难以被归为与广告主的共同危险行为。④因此，难以根据民事侵权法的规定，要求名人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
总之，从传统民法中债的事由（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中考察，很难找到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律根据。
2、从一般民事法律原则中，能够寻找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根据，但难以作为追究名人责任的具体法律依据。
从一般民事法律原则中，能够寻找到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根据，这些原则包括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等。从这些原则的内容看，确实可以说规定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有法理基础，但上述法律原则，很难在落实到现行的具体的法律制度中，更无法精密地对名人广告中的名人责任作出规定。
3、在民事法律无法解决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问题的情况下，应当以经济法的视角，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构建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基础。
笔者赞同学者的一个观点，即传统民法理论无法解决名人广告的名人责任问题，主要原因是传统民法的主体制度存在基本假定，即民事关系的主体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从平等民事主体角度出发所设计的各项制度不能很好地解决广告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配置问题。实际上，在现当代社会，消费者与商品提供者之间原本的平等关系已经弱化，主要体现为经济实力、信息能力、诉讼能力、立法影响能力等多方面的不平等。具体到消费者个体与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以及名人广告中的名人相比较，在经济实力、信息占有量、诉讼能力等方面消费者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从民法“平等”原则的价值延伸，对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应有意对其加强保护，这样才能真正贯彻平等原则之精髓。而在传统民法无法胜任这一任务的情况下，应当从经济法的角度寻找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问题的解决之道。
首先，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出发，名人广告如果作虚假宣传将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从经济法的经济公平原则角度，国家对经济主体的活动应当予以平等待遇和保护。如果经济活动一方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造成经济活动另一方处于实质上的不平等地位时，应当由法律对占优势的一方作出严格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以防止或者追究优势一方滥用自己的优势，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经济效益原则角度。提高经济效益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保证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是经济法的一个当然追求。名人在代言广告时对自己行为性质是明知的，而在代言广告之前，名人也有方便的条件对自己所要在广告中推荐的商品或者服务进行先行体验。要求名人先行体验相关商品或者服务并不会加重名人的负担。而由名人在代言广告之前对相关产品或者服务先行检验，如果不能保证广告中所要宣传的品质效果名人便拒绝参与广告制作，这样的制度设计所耗费的经济成本极低，而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效果极高，因而是合理的。第四、从经济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追究名人虚假广告中名人的责任，是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的必然要求。名人参与向消费者提供虚假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与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及广告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理应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从经济法角度，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基础是坚实的。
三、从经济法角度出发，寻求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问题的解决之道
1、广告形象中的非名人与名人的责任是否应当有所区别。
在明确名人应当对其广告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还会出现广告中的非名人的广告模特是否也应同名人一样对其广告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在广告中出现广告模特的形象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如果认定名人在广告中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非名人的广告模特在广告中的行为也应当用相同的法律规定进行约束。因为非名人的广告模特在广告中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虚假宣传最终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失的后果与名人做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后果在“发生机理”上是一样的，以规范行为为基本立足点的法律很难对二者加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名人与非名人区别对待，则只能从行为主体出发，规定名人与普通人相区别的特别责任。然而这一思路则很难行得通，因为除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名人可以这样限制外，一般的公众名人如果这样特别规定显然缺乏法理基础。况且，如果要对名人与非名人区别对待，就还解决一个如何界定“名人”的难题。而如果对非名人与名人一样规定，则也可能会有失公平。因为显然非名人的广告模特在参与广告制作时所得的收入与名人不可同日而语，其经济承受能力也完全不能与名人相提并论，而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却要与名人一视同仁，这样对非名人广告模特而言显然有失公平。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两难。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应当对广告中的名人与非名人广告模特的法律责任做相同的规定，但要在责任承担的形式上保证责任承担后果的公平。
2、是否应当根据广告中名人形象的不同而作不同的责任规定。
名人在广告中有的是以表演者的身份扮演某种角色（如其表演过的影视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或者某种身份（如一家中的父亲、母亲、儿女等）的形象出现，有的是直接以其本人身份（如直接在广告中表明自己的姓名）的形象出现。对名人的这两种广告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区分，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名人在广告中选择何种形象出现，主要是从有利于公众接受该广告推荐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角度出发的。不管选择何种形象出现，名人还是在利用公众对其个体的信任，名人的行为还是可以理解为对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品质担保”，因此对名人广告形象不加区分进行法律规制是合理的。
3、建议构建以行政责任为基础的名人广告中的名人责任。
笔者认为，不宜将广告中的广告模特（包括名人和非名人广告模特）规定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一样对广告真实性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因为广告中的广告模特从广告中所获的利益有限，让其对不特定的公众承担直接责任有失公平，而且对不特定的公众分别承担直接民事责任将可能严重影响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况且，如前文所述，这种民事责任也缺乏民法上的法理基础。因此笔者建议由行政机关代表公众对广告中的广告模特行使行政管理权和行政处罚权，从而以行政责任为基础构建起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即，在《广告法》中规定以下几项：
（1）不得滥用公众对名人的信任感。任何个人做广告宣传商品的使用效果，必须与其本人的真实使用情况相一致。
（2）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最高可以处以该个人参与广告制作所获报酬二倍的罚款。
（3）对于虚假广告，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对参与广告制作的人员予以惩处。行政主管部门不履行上述职责的，消费者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既对广告中的名人行为进行了法律规制，又解决了法律对于广告中非名人与名人广告模特的平等对待问题（即以其广告行为的收益确定其责任限额），同时又设置了公众参与广告行为监督的法律“门径”，具有较好的操作性。

①在此需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指“由特定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处罚的特殊义务”，即狭义上的“法律责任”。但为了论述全面并且行文方便，本文也将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义务”归入“法律责任”的范畴，即在广义的“法律责任”层面进行论述。 关于狭义“法律责任”与广义“法律责任”概念的关系，请参见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60-62页。
②转引自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51页。
③参见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49页。
④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1996年12月第1版）第191-195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