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测绘管理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19:24:40
浏览:9997
来源:法律资料网
成都市测绘管理办法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测绘管理办法
政府令第142号
《成都市测绘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11月22日市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2月1日起施行。
市长：葛红林
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成都市测绘管理办法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加强测绘管理，规范测绘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四川省测绘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大地测量、工程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编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建设、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测绘成果的提供和使用等测绘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管理主体）
成都市测绘管理办公室（以下称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测绘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并直接负责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统称五城区）测绘工作的监督管理。
其他区（市）县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县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工作的监督管理。
市和区（市）县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与本部门有关的测绘工作。
第四条（坐标系统）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测绘活动，除国家、军队、省统一组织的测绘工程和跨市域的工程测绘外，应采用经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成都市平面坐标系统。
第五条（规定与标准）
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测绘技术标准和规范，结合本市实际，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本市测绘技术规定。
在本市从事测绘活动应执行国家、省有关测绘技术标准与规范和本市测绘技术规定。
第六条（基础测绘管理）
基础测绘是公益性事业，实行分级管理，经费应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一）下列基础测绘项目由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1.成都市平面坐标系统、四等以上（含四等）高程控制网的建设与维护；
2.本市1∶2000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影像图和数字化测绘产品的测制与更新；
3.本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系统的建立与维护；
4.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基础测绘项目；
5.五城区范围内的其他基础测绘项目。
（二）下列基础测绘项目由县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1.一、二级导线网、四等以下高程控制网的建设与维护；
2.本行政区域内1∶500、1∶1000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影像图和数字化测绘产品的测制与更新；
3.本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系统的建立与维护；
4.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本级政府确定的其他基础测绘项目。
第七条（基础测绘规划）
市和区（市）县政府应将基础测绘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政府发展改革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上一级政府的基础测绘规划和本行政区域实际，编制本行政区域基础测绘规划，报本级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发展改革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基础测绘规划编制基础测绘年度计划，并分别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基础测绘成果更新）
成都市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控制网每3年为一个维护、监测周期；1∶500和1∶1000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更新周期为3年；1∶2000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更新周期为5年。
第九条（地理信息）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系统的建设，应符合分级、分类、统建、统管、协作、共享原则，禁止重复建设。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管理工作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与系统建设的管理工作。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管理。其他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必须采用符合本市统一标准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第十条（规划测绘）
为城乡规划实施和监督管理进行的测绘活动,应依据已批准的城乡规划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要求实施。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城市地上、地下空间数据的采集、整理等工作，并负责空间数据库的建设和更新。
第十一条（地籍测绘）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地籍测绘规划，并按照地籍测绘规划组织管理地籍测绘，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地籍测绘具体事务。
第十二条（房产测绘）
从事房产测绘应按照国家和省、市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
用于房屋权属登记的房产测绘成果应归入房产权属档案。
第十三条（地图监管）
测绘、新闻出版、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地图编制、印刷、出版、展示、登载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国家版图意识的宣传教育。
编制出版地图应遵守国家有关地图内容表示和保密的规定，保证地图内容的现势性和准确性。
第十四条（资质与备案）
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应依法取得测绘资质证书，按照资质证书相应等级的业务范围和作业限额从事测绘活动。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测绘单位资质实行年度注册和日常检查。
测绘单位在本市开展测绘活动，应按规定在施测前到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借、转让测绘资质和测绘作业证件。 第 十五条（成果汇交）
承担基础测绘项目的单位以及承担财政投资的测绘项目的单位，应依法向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副本；其他测绘项目的测绘单位，应依法向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目录。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测绘成果的接收、收集、整理、储存，并定期编制测绘成果目录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成果质量）
测绘单位对测绘成果质量负责。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测绘成果质量的监督管理，进行测绘成果抽查检验，协调处理测绘成果质量纠纷。
第十七条（成果利用）
任何单位、个人未经测绘成果所有者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或向第三方提供。 依法实行测绘成果有偿使用制度，具体办法按价格、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基础测绘成果和财政投资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用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的，除按规定收取工本费外，应无偿提供。
使用基础测绘（含成都市平面坐标系统控制点成果）、地下空间信息等测绘成果的单位，应向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认定的范围内提供使用。
制作公示版数字化产品需利用基础测绘成果的，须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测绘项目和建设工程测绘项目需使用财政资金的，有关部门在批准立项前应征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就是否已有可以利用的测绘成果提出意见，避免重复测绘。
第十八条（测量标志）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测量标志管理工作。乡（镇）政府对测量标志有维护、保养的责任。
设置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单位，应对永久性测量标志设立明显标记，可以委托当地有关单位或个人负责保管。委托保管的,应签订委托保管协议。
任何单位、个人都有保护测量标志的义务，不得擅自移动、拆卸、损毁测量标志，不得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不得进行危害测量标志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的，由工程建设单位向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迁建工作在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迁建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
测绘人员使用永久性测量标志，必须保持标志完好。使用完毕，应由负责保管该标志的单位和人员查验其完好状况。
第十九条（保密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本市重要地理空间信息进行测定、采集、处理、发布。需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的，应提出明确的利用目的和范围，报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凭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凭证向使用单位提供，并以书面形式告知测绘成果的秘密等级、保密要求以及相关著作权保护要求。涉密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和使用单位，应采取适当保密措施，不得擅自销毁、复制、转让。
第二十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本办法规定采用经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成都市平面坐标系统的；
（二）伪造、涂改、转借、转让测绘资质证书、测绘作业证件，没有违法所得的。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责任追究）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用语含义）
本办法所称成都市平面坐标系统是指与国家统一系统相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
第二十三条（解释机关）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测绘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8年2月1日起施行。
论刑事诉讼中的财产权保护
王胜宇
2004 年3 月14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第22 条规定, 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这样, 财产权在我国宪法中已经由一项民事权利上升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刑事诉讼法往往被称为“应用宪法”,“宪法的实施法”, 刑事诉讼法同宪法的紧密联系, 决定了刑事诉讼在担当着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 肩负着守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重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国家强制力必须限制乃至剥夺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 其中也包括公民的财产权。因此, 在刑事诉讼中国家的强制力的适用与被追诉人的财产保障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 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以实现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根本命题之一, 也是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础命题。本文拟就我国刑诉中财产研究的现状及其缺陷和完善略陈己见, 以期抛砖引玉。
一、理论界对刑诉中财产权保护研究的现状
关于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内容, 理论界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 有关研究偏重于构建被追诉人的人身权的理论和制度体系, 对于如何保障被追诉人的人身权利, 防止错误羁押、超期羁押, 刑讯逼供等问题探讨的较多, 但对如何保障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却重视不够, 不仅少有论著涉及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财产权的保障问题, 仅有的少数研究也不系统。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被追诉人人身权的保障与法治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在实践中侵犯被追诉人人身权利的现象比较普遍, 加强被追诉人的人身权保障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我国把私有财产作为资本主义的标签来看待, 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 在宪法中并没有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为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仅将其规定为民法中的一项权利,这就使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普遍存在着的、被追诉人的财产权缺乏程序保障的问题难以进入理论视野, 因而也无法被正视。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的缺陷
(一) 对被追诉人财产的搜查、扣押、冻结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措施只涉及人身自由权, 并对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主体、对象、条件、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但是对限制甚至处分被追诉人财产权的搜查、扣押、冻结行为却很少从程序上控制, 主要表现在: 首先, 对物的搜查、扣押及对存款、汇款缺乏中立的审批程序, 而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 其次, 搜查、扣押的范围比较宽泛, 只要是侦查人员认为“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人或地方”, 都可以进行搜查缺乏比例原则的约束; 最后, 扣押的理由过于模糊, 不具有操作性, 由侦查人员自己认定“是否与案件有关”, 违反正当程序原则, 有自己做自己案件法官之嫌。
(二) 取保候审保证金制度不够完善
首先, 收取保证金的金额存在很大随意性。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保证金的具体数额没有做出规定, 有关司法解释也仅仅规定了下限。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讼法规则》第44 条规定:“采取保证金担保方式的, 根据具体情况, 责令犯罪嫌疑人缴纳一千元以上的保证金”却对其上限未作规定, 结果导致收取的保证金的金额失控, 从一千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对被追诉人的财产权构成了威胁。
其次, 保证金的收取、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根据《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 条规定:“取保候审保证金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统一收取和管理, 没收保证金的决定、退还保证金的决定、对保证人的罚款决定, 应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作出。”据此, 保证金的收取, 管理和没收都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相对人既不能对处理决定提出司法审查, 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的体系。这使得部分公安机关为了“创收”而滥用没收保证金的权利, 导致一些应退还的保证金不能及时退还。
再次, 由于立法的不明确, 公安、检察院、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均有权自行决定取保候审, 造成对同一案件、同一被追诉人重复使用取保候审, 使得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司法机关的侵犯, 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三) 赃款赃物处理存在的问题
首先, 赃款赃物的界定不清。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赃款赃物是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获取的钱和物”:《现代法学词典》的解释更加明确:“赃款赃物系指贪污、受贿或盗窃得来的钱和物”。据此, 首先, 赃款赃物不包括作为犯罪工具的财物; 其次, 不应包括犯罪嫌疑人本人的合法财产; 最后, 不包括通过轻微违法行为得到的财物。但是, 在实践中, 却未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区分, 往往将犯罪工具、被追诉人的合法财产及轻微违法获得财产均定性为赃款赃物予以扣押、罚没。其次, 赃款赃物的认定和处理程序不完善, 表现在: 第一,侦控机关截留、挪用、非法使用被扣押的赃款赃物的现象比较突出。第二, 在案件还未作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 侦查机关就有权将有关财产返还被害人。如果最后的生效判决证明被追诉人无罪或该财产是被告人的合法财产, 那么对已经“返还”给被害人的财产被追诉人如何追回? 被告人的合法财产权如何保障?对此法律均未做出相应的规定。第三, 在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检察机关终止追诉等情况下, 对已经扣押的“赃款赃物”立法并未赋予被追诉人相应的司法救济权。
(四) 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追诉机关侵犯被追诉人的财产权的行为尽管设计了一些救济程序。但是规定得较为笼统、操作性不强, 很难发挥保障被追诉人合法财产权的作用。例如: 对一般国家机关侵犯公民财产的行为, 公民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 将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实施的行为, 排除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被追诉人可以自行或通过律师就侵犯其财产权的行为进行申诉、控告; 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在审查批捕的中, 就有关侵犯被追诉人权利的行为进行监督, 并有权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但是, 当事人提起的申诉、控告并不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方式, 也不当然引发相应的救济程序; 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违法侦查, 多年来的司法实践经验已表明, 并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 将搜查、扣押等侦查行为纳入到强制措施的范畴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最可能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行为仍被排除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之外。在国外强制措施不仅包括对人身权的强制措施, 而且包括对物和隐私权的强制。在德国“强制措施是基本权利之侵犯”, 有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之财产权的侦查行为, 理所当然的包括在强制措施体系之内; 在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 不得侵犯。”第五修正案规定:“无论任何人,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我国将搜查、扣押等涉及财产权的侦查行为排除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之外, 这就从概念、体系上回避了搜查、扣押行为对公民财产权所具有的强制干预性和潜在威胁性。为此, 应以是否违背公民意愿, 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为标准, 将搜查、扣押纳入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使其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受到法定原则的制约和约束。
(二) 完善取保候审保证金制度
首先, 打破我国在适用取保候审上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在确立司法审查的前提下, 将取保候审的决定权统一交给法院行使, 不论被追诉人处于哪个诉讼阶段, 是否取保候审均由法院决定, 而具体执行则由公安机关实施。在决定是否需要没收保证金时, 执行的公安机关仅享有建议权, 并须举证证明被追诉人的行为已达到法定没收保证金的标准, 由法院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做出裁定。
其次, 将取保候审上升为被追诉人的一种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是一种裁量保释, 而非权利保释。应借鉴国外关于保释的有关制度, 实现完全的裁量保释向以权利保释为主的模式转变, 将保释作为被追诉人的一项权利, 除了法定的例外情况下, 对被追诉人保释申请应予准许, 同时参照美国联邦宪法第8 修正案“不得要求过高的保证金”之规定, 将这一原则在立法中规定, 以保证每个被追诉人享有被保释的权利。
(三) 重构赃款赃物的处理程序
首先, 重新界定“赃款赃物”的概念。“赃款赃物”本身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概念和术语, 我国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对赃款赃物作出规定, 完全是对长期以来司法习惯用语的一种沿用。该术语的概念与实践中搜查、扣押、没收的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国外的作法来看, 立法上普遍不采用这一用语和做法, 而是通过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特别的没收刑制度, 再将扣押的对象扩展至“应没收之物”的方式解决类似问题。如日本刑法典第19条规定:“下列物品可予以没收: 1.组成犯罪行为之物; 2.供犯罪行为或者将供犯罪行为之物; 3.因犯罪行为所生成或所得之物或者当为犯罪行为报酬所得之物。”这样, 由于实体法刑法规定了没收的对象范围, 那么刑事诉讼法作为扣押对象的“应没收之物”的范围相应的也就非常清楚了。
其次, 关于扣押程序中的赃款赃物的处理问题, 学界和实务界已有人提出一些改革建言。如有学者建议依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确立“无赃推定”的基本原则: 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为赃款、赃物的, 对被追诉人的财产不能认为是赃款赃物。并在此“无赃推定”原则的基础上, 完善赃款、赃物的认定和处理程序: 首先, 在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为赃款、赃物之前, 原则上不应将财产“返还”被害人。如果确实属于被害人财产且不立即返还可能会给被害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由被害人提出申请,由法院裁定是否允许先行返还, 必要时可以要求被害人提供担保。其次, 对在侦查、起诉阶段终结的案件, 赋予被追诉人就其被扣押、冻结的财产向法院起诉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四) 建立司法救济机制
首先, 改革侦查程序, 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改革侦查程序的关键是在侦查程序中引入“中立性因素”, 建立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 由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监督、控制侦查程序, 只有采行司法审查原则, 对侦查程序实行司法控制, 才能有效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即搜查、扣押、罚没保证金等涉及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行为, 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批准方能采用。
其次, 完善国家赔偿法, 建立诉讼形态的国家赔偿制度。《国家赔偿法》规定对刑事诉讼法中非法侵犯被追诉人财产的行为, 被追诉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但是有关司法解释却规定,赔偿案件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负责审理, 审理不公开进行,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一经作出, 即发生法律效力, 必须执行。这也就意味着: 我国赔偿决定程序类似于行政程序, 当事人包括赔偿机关没有相应的诉讼权利, 也没有上诉和要求复审的权利。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的国家赔偿程序予以改革和完善, 建立诉讼形态的国家赔偿程序, 即受害人和赔偿义务机关能参加的、公开开庭审理的赔偿程序。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施行劳动教养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认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这成为否定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从而肯定劳动教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渝一中法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书》，针对原告李某某认为自己在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天后，重庆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又以劳教审（2010）字第（2010）字第4343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对其劳教一年，该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请求撤销劳动教养决定的诉讼理由，认为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劳动教养不属于行政处罚，故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可见劳动教养不是行政处罚，是肯定劳动教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并非就“不是行政处罚”，因为 “强制性教育改造”并不排除“处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可见我国刑事处罚也不排除“强制性教育改造”这一性质。认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
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行政处罚性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能折抵刑期。例如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规定，限制吸毒人员的人身自由，对吸毒成瘾人员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由于不具有处罚性质，因此有的吸毒人员涉嫌犯罪时，其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被强制戒毒，在被判有罪后其被强制戒毒期不能折抵刑期。
劳动教养可以折抵刑期。1981年7月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就明确规定，“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劳动教养的行为系同一行为，其被劳动教养的日期可以折抵刑期”；“应以劳动教养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一日，折抵管制的刑期二日”。1990年８月６日，公安部法制司在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教问题的函》中，认为有“团伙犯罪案件中被免予起诉、免除刑罚的人员，其行为往往对社会危害较大，虽不给予刑罚处罚，但并不等于不能适用其他处罚，对其中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决定劳动教养”，从而确认劳动教养是除刑罚之外的“其他处罚”。同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动教养问题的复函》中，表示“同意你司意见”，明确肯定了公安部法制司关于劳动教养是除刑罚之外的“其他处罚”的意见。如果劳动教养不是行政处罚，怎么可能折抵刑期。
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法规执行的。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1995年2月，国务院又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中确认：“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可见无论是国务院、公安部，或是最高人民法院，都确认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
事实上无论劳动教养是否“行政处罚”，由于其“强制性”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自2000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颁布并于同年７月１日起施行以来，有关施行劳动教养的所有法规和规章，都应当予以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更加具体。由于劳动教养“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法规执行的”，毫无疑问，无论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规定，显然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相悖，自2000年７月１日起，就应当予以废止。继续施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是将劳动教养的法规和规章，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显然是不正确的。
一部立法法不能奈何劳动教养制度，与一部物权法不能奈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样，反映了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对行政强权的依赖和行政权力的澎胀。滥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常常会导致公民的财产权利被侵犯，而滥用劳动教养决定权，则常常会导致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被侵犯。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违反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其危害不容忽视，值得我们深思。
杨建国
二?一二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