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办法的通知

甘政办发〔2011〕155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在甘有关单位：

　　《甘肃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甘肃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应对全省严峻的水资源形势，实施水安全战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主要内容是围绕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护，建立并实施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即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建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遏制用水浪费；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控制入河排污总量。

　　第三条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公众参与原则，采取综合管理和需求管理、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节约保护和高效利用等措施，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四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等水事行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负总责。按照上级政府批准的“三条红线”，制定相应约束性指标和具体落实措施，使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在各级管理层面明晰化、定量化，并将主要约束性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当与当地的水资源条件和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约束性指标相适应，并进行科学论证。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应当对城市规模和耗水量大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项目加以限制。

　　第六条 县级以上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指标的落实和监管工作。

　　发展改革、工信、财政、环保、建设、农牧、林业、统计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与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相关的工作。

　　第七条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调整和理顺水务管理机构职责，对区域涉水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加强机构和能力建设，建立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保障。

　　第八条 各级政府应当对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用水总量控制管理


　　第九条 用水管理实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与年度用水计划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年度用水计划应当按照区域地表水、地下水和外调入水量分别予以明确。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每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下达1次，年度用水计划每年下达1次。

　　第十条 市州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公报及相关规划，以流域和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国家和流域水量分配指标为上限，综合考虑流域、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现状、用水效率、产业结构和未来发展需求分解确定，报省政府批准实施。

　　县市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省政府批准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实际确定，报市州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市州年度用水计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内，根据区域现状地表水开发利用量、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及采补平衡监测结果等综合确定。

　　县市区年度用水计划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省下达的年度用水计划内确定。

　　省属流域机构直管河流内县市区年度用水计划由流域机构会同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省下达的年度用水计划内确定。

　　第十二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全省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年度用水计划时，应当预留一定的用水指标。

　　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本区域内各县市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年度用水计划时，可预留一定的用水指标。

　　第十三条 本省境内跨市州或省管重要河流的水量分配方案，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市州政府拟订，报省政府批准。

　　经省政府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是跨市州或省管河流水量调度的依据，有关市州政府必须执行。水量调度和监督工作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属流域机构负责。

　　第十四条 市州政府应当依据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确定当地地下水开采总量和年度开采控制指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县市区。核定并公布地下水超采区，明确禁采和限采范围，加快地下水动态监测站网工程建设。

　　第十五条 在明晰初始水权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水权转让制度。在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用水人之间可以进行水权交易，满足区域、行业和用水人的水资源需求。

　　第十六条 利用再生水、雨水、矿井排水、苦咸水等不受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年度用水计划限制。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落实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制度。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要取水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对未进行水资源论证或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前置审批(核)同意的，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取水许可申请，发展改革、工信等有关主管部门不予批准立项和建设。

　　需要取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依法办理取水许可证，严禁未经许可擅自取水。

　　第十八条 严格实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水资源费的征缴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免征、减征、缓征水资源费。

　　对地下水超采严重的地区，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甘肃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67号)，统筹供水工程、地下水超采区管理、超限额加价等规定，制定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报本级政府批准实施。

　　水资源费应当足额征收并按规定上解。对应当征收而未征收、未足额征收或者未按规定上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并由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应核减该区域下一年度用水控制指标。

　　第十九条 取水许可实行区域限批制度。取水总量接近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该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取水许可申请限制审批。

　　取水总量达到或者超过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除通过水权转让方式获得用水指标外，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该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取水许可申请暂停审批。


第三章　用水效率管理


　　第二十条 用水效率管理实行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与年度用水效率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用水效率控制指标每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下达1次，年度用水效率指标每年下达1次。

　　第二十一条 全省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依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确定。

　　市州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用水现状、节水潜力、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分解确定，报省政府批准实施。

　　县市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省政府批准的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确定，报市州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市州年度用水效率指标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内，根据区域年度用水水平、节水潜力、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综合确定。

　　县市区年度用水效率指标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省下达的年度用水效率指标内确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政府负责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建立健全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体制和机制，加强需水管理，限制高耗水工业项目建设和农业粗放型用水，构建节水型经济结构。

　　各级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用水效率控制指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用水方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第二十四条 国家和省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地区政府应当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建设节水型社会示范区。

　　第二十五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适时修订全省行业用水定额，报省政府批准实施，建立用水定额动态管理体系。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强化用水定额和用水计划的监督管理，对超定额标准和超计划用水的单位实行累进加价制度征收水资源费或水费，并核减用水量。对重点行业和用水户实行水平衡测试，重点考核，严格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等环节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在区域内通过采取管理节水、工程节水、技术节水等措施节约的水量，不占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可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合理配置，用于该区域新增用水。

　　第二十七条 建立和落实用水效率标识管理制度，严格执行用水产品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

　　第二十八条 推广节水示范项目。农业以中小灌区改造、高效技术推广、种植结构调整等项目为主；工业以推广循环用水工艺、高耗水行业改造、矿井水利用等项目为主；城镇生活以供水管网建设、节水器具安装、再生水利用等项目为主。

第四章　纳污能力管理

　　第二十九条 建立健全全省重要水功能区监测、评估、管理体系，核定水功能区名录，强化达标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按照水功能区达标目标，核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方案并分解落实，逐步实现水功能区达标率和限制排污总量双控制。

　　第三十一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全省入河排污口布设规划。

　　第三十二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组织开展重点入河排污口整治和规范化管理。省属流域机构应按照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组织实施跨市州河流入河排污口的监督管理。

　　市州、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新建、改建入河排污口管理，严格入河排污口设置，满足水功能区达标率以及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的要求。

　　对现状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的地区，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及入河排污口并逐步核减排污量。排污总量应控制在我省制定的纳污红线以内。

　　第三十三条 落实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和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相关规划，核定全省城市和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划定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建立重要城市备用水源制度，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第三十四条 编制全省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制定重要河流、地下水生态适宜性评估方法，建立并完善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监督管理体系，维护河流生态流量以及地下水合理水位，定期评价全省重要河流健康状况。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负总责。

　　县级以上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监督管理，逐级落实责任，实行问责制。

　　第三十六条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上级考核与自行考核相结合的考核体系。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明确考核原则、内容、方法和奖惩机制等。

　　第三十七条 省水利、发展改革、工信、财政、环保、建设、农牧、林业、统计等部门组成联合考核组，对市州政府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各项措施及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市州相关部门组成考核组对县市区政府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各项措施及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第三十八条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监督考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艰难平衡
----评刑诉法修正案中侦查程序部分中的争议问题

高一飞/聂子龙


原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2期第48—56页，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现行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于今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针对此次修改，尤其是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有人忧虑其是刑诉法条款倒退的表现。通过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和沉默权与如实供述这四个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指出此次修正案在侦查程序的修改中，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整体上是有进步的。对于其不细致、不周全、有矛盾而可能导致实施者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地方，需要进行合理的完善。
【关键词】刑诉法修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技术侦查；沉默权和如实供述
The Hard Balance between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Professor Gao Yifei, Nie Zilong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China,400000.
【Abstract】The exist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to be modified the second time thoroughly since its enactment in 1979. About this mod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some people worried that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re going to roll-back. By making rationalized analysis and therefore providing suggestions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the 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period of summons and internments extending, the introduce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this paper find that the amendment in the investigative progress by considering the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a step forward overal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question so incomplete, incorrect and contradictive which may shall cause the abuse of the executors be modified.
【Key Words】the 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summons and internments；technical investigation；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自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一次修改以来，现行刑诉法乃于1979年制定后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此次修正案条文共有99条之多，拟将刑诉法由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内容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公布于中国人大网（www.npa.gov.cn）, 并规定今年9月30 日前为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期间，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作的草案说明和草案修正前后对照表也一并予以公布。
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基本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效果。与此同时，“现代刑事诉讼还是一种利益多元的制度。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权利；既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正当；既要维护公正，又要实现效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权力约束的，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实现相对平衡的制度”。 而最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者的关系如何得到平衡的地方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
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关注中，有人忧虑其出现了倒退。 在此，笔者下文拟从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修改中让人关注最多的四个热点问题，即：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沉默权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秘密拘留和逮捕
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中，现行刑事诉讼法共界定了五类，即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此五类强制措施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27个条文。此次修正案对于强制措施依然坚持采用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类措施，拟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36个条文。
在有关强制措施的规定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拘留和逮捕是否可以秘密进行？在执行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时采取通知亲属或辩护人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秘密羁押带来的对人身自由的不适当限制，杜绝“黑暗的权力行使的危险性”。 因此，在拘留、逮捕与监视居住的同时进行对家属的告知，也是对被拘留、逮捕或监视居住人在羁押时合法权利的保护。
修正案第八十四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修正案第九十二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为理由而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已是在侦查过程中通过限制部分公民的权利进而扩大打击某些严重犯罪的权力，这是通过在执行中采用秘密的方式进行而对权力方面的倾斜。在拘留和逮捕的情况下，通知拘留和逮捕人的家属仍应该是原则，而不通知的行为是例外情况。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亦存在为了打击犯罪所需而合理限制部分公民权利的情况。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如果为了审前调查的利益必须对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事实保密，则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不进行通知，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虽然在俄罗斯对犯罪嫌疑人的拘捕并不必然导致长时期的羁押，但也体现出其在特殊情况下对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态度。
从国际规则来看，直接规范秘密剥夺自由规则的文件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06年6月29日第1/1号决议通过，现在已经有94个国家签署，中国虽然还没有批准加入。），该公约第二十条也对刑事调查情况下必要的推迟通知家属作了肯定，规定通知相关信息“只有在对某人采取法律保护措施，且剥夺自由受到司法控制的条件下，或者转交资料会对该人的隐私或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妨碍刑事调查，或出于其他相当原因，方可作为例外。”所以，有人以《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为依据指责修正案规定的秘密拘留、逮捕违背国际人权公约 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某些案件采取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对于被执行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其某些权利将受到影响，但是，此类案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立法者在此唯有通过赋予侦查机关更多的权力打击犯罪才不至于让更多的无辜者遭受到可能的危险。
在这次修正案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中，有两个具体问题令人关注，一是针对哪些犯罪的嫌疑人适用，二是推迟的时间到底是多长。
首先，从犯罪的嫌疑人的适用范围来看。修正案条款将推迟通知家属的犯罪范围确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之后的“等严重犯罪”规定属于概括性授权，对待必要的概括性授权，需要合理控制其范围，否则有可能被执法人员无限进行扩大解释。笔者建议可以规定为可能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严重犯罪”，以此便能更规范地限制秘密拘留和逮捕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恣意性。当然具体的标准还可以商榷，但必须经过立法部门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论证一个具体的时间，因为秘密拘留、逮捕是通过国家权力让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失踪，它不仅关乎被拘留、逮捕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其亲属的知情权和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基本人道，是非常严重的侦查措施，使用应当非常严谨、慎重。
其次，通知家属的时间最迟应当是什么时间，因为推迟通知不能是无限期的。对此，笔者建议对家属限制告知的期限以72小时为底线，这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讲的“三天三夜”， 是中国常理常情中失去联络或者离家后最能引起家人和亲友担心的时间。从情理上来看，经过这么长时间，家属却不知道，会出现担心出事了、失踪了的情况，超过72小时的时间不通知家属会违背基本的人伦道德。三天三夜之后通知家属可能影响案件侦破，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刑讯逼供也有对案件侦破有益，之所以禁止，是因为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以破案需要作为通知家属的时间标准，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时间也要尊重基本道德和人伦亲情。另外，一个人超出72小时仍然下落不明，必然导致家属和亲友对这一失踪情况的传播，甚至于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广告寻人等措施，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
另外，拘留（逮捕）未成年人时，应当及时通知其家属，这是基本的法治伦理，但修正案新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修正案第五篇第一章）并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所以，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对于未成年人应当作例外规定。
因此，我们建议对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拘留、逮捕条款的延迟通知部分的内容修改为：
除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可以延长到72小时，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
二、关于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
现行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此处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也引来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可能受到更多侵害的担忧。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护为出发点的话，即使是在“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案件中，二十四小时的传唤和拘传的时间也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将导致被传唤和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疲劳度加倍延长，甚至此种延长的方式有被视为变相刑讯逼供的可能。并且，由于对“案情重大、复杂”的划分同样存在不明确的指示，也势必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带来更严重的权力滥用的可能。
而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传唤、拘传之后，一旦侦查人员认为被传唤、拘传人员嫌疑重大，通常会考虑进一步收集证据以便呈报刑拘，而侦查机关所掌握的刑拘标准较为严格，这就造成到案阶段的查证负担较重。” 事实上，在传唤、拘传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更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讯问。除了讯问，侦查人员往往还需要对其它证据进行收集查证，这更加剧了传唤、拘传对时间要求的可能性。因此，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传唤、拘传的时间实为必要之举。以法律的形式对传唤、拘传的时间进行延长，一方面可以避免侦查人员避免因怕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而采用非法行为的强制到案措施；另一方面，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时间也是传唤、拘传时讯问和收集查证证据的客观需要。
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传唤、拘传的期限应该得到延长，那么延长至多久才比较合理呢？对此我们可以将国外相关制度作为参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一）对被指控人要以书面传唤到场就讯。（二）传唤时可以作若经传不到则将拘传的警告。”其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一）构成签发逮捕令的理由时，对被指控人可以立即拘传。（二）拘传令应当准确写明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拘传原因。”而至于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至多可以约束多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拘传时，应当将被指控人立即解送法官予以讯问。不允许依据拘传令将被指控人扣留超过拘传后的第二日结束。”此处表明，在德国依据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多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即拘传的期限应以四十八小时为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亦规定：“已经拘传的被告人，应当自带到法院之时起24小时以内释放。但在该时间内已经签发羁押证时，不在此限。”可见，即使与所谓法治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在所有情况下拘传和传唤时间都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也仍显偏短。较短的拘传和传唤时间，使得侦查机关刻意规避采用拘传和传唤的方式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也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合理的证据材料以明确后续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修正案中的规定符合侦查的实际需要、符合打击犯罪的规律。
修正案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何谓“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形，修正案没有进行细致说明，容易导致执法机关将例外作为常态。何为“案情重大、复杂”，笔者建议可以根据第六十九条（修正案为第90条）中对于已经拘留的人报请批捕时“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的规定，将“案情重大、复杂”具体化为“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的情况，理由是，两者都是针对于情况紧急下对于嫌疑人采取的一种到案措施，性质相同，其延长的原因也应当相同，完全可以在延长的条件上采用相同标准。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建议将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修改为：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但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可以将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小时。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 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 “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 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 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四、关于沉默权与如实供述
修正案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