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提示：建筑施工合同对“工期”有约定的，应按约定工期完工，造成工期延误的，查明是否有增补以及增补后的综合工期是由发包方还是承包方的原因造成，按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及合同约定的条款处理；“工程量”计算应依据承包方提供的“施工签证、增补协议、工程量清单”及“确认函”等书面证据或者提供其他有效证据确认，无法提供证据的，可由发包方核定。
　　　
【简要案情】

　　　2011年4月12日，“青山公司”与“碧水公司”经平等协商订立了《幕墙工程安装合同》，合同约定青山公司（甲方）将小区两栋楼的南立面、西立面的“铝塑板幕墙、铝塑铝窗钢副框、玻璃幕墙工程”包给碧水公司（乙方）施工；工程承包形式为“制作、调整、安装、收尾、清理”；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工期为九十天；合同第四条约定了施工量及价格；第五条约定了工程价款计算方法。
　　　合同订立后乙方组织人员进场施工，甲方按约定向乙方支付工程款，施工期内有部分增项。截止2011年11月30日已付工程款3349068.00元。
　　　青山公司认为碧水公司示按约定完工，总计超过工期108天，合同约定每滞后一天罚款1000元，要求碧水公司承担延期的吊篮租赁费167996.00元；甲方核算的实际施工量为184万元，青山公司认为碧水公司超支工程款，并要求返还给。
　　　针对青山公司关于工程量、工期、超支工程的诉求，碧水公司认为合同未结算完毕，甲方的要求与事实不符。
　　　乙方进场后，由于甲方组织混乱，付款不到位，导致甲方工程中的北立面、东立面施工队在多次讨薪未果的情况下于2011年5月30日罢工退场，甲方另行组织施工人员未果后，与我司商量接手其未完成量。
　　　鉴于上述原因，我司向甲方提出必须保证资金到位、必须保证材料到位、必须保证各方协调一致，不能有任何影响工期因素，并要求甲方专职代表共同发放劳务费用。
　　　综上，甲方违背事实，我方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并判令甲方与我司结算支付我方未结算劳务费。
　　　
【争议焦点】

　　　甲方与乙方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通过审查可确认以下无争议事实：
　　　碧水公司收到青山公司给付的工程款总计334万余元；
　　　碧水公司曾经组织施工人员围困工地，青山公司于2011年10月20日要求撤离施工现场，终止施工合同，双方未经决算；
　　　合同约定楼面安装具体施工内容有三项，各项目有对应的计价标准和工程定额，增量不加价；
　　　碧水公司在庭审中自认楼顶不是本公司施工，但将此项工程量列入上报的竣工决算工程量范围；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问题集中体现在：
　　　工程量计算；
　　　工期计算；
　　　损失赔偿；
　　　乙方实际完工工程量情况或甲方给付工程款能否认定为碧水公司实际完成工程量四方面。

【涉案法条】

涉案争议主要是建筑施工合同之争，法律大前提确定在《合同法》范围内，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据合同法及双方订立的合同条款，首先可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幕墙工程安装合同》，系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处理本案的具体依据：
　　　1、《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百八十一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律师评案】
　　　
　　　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为楼体“西立面及南立面”，实际施工工程量分为“合同内暂定面积”及“合同内增减面积”。

　　　确认工程量及工程款的依据是：双方订立的书面合同及施工图纸及实际完工情况；碧水公司从2011年4月14日起进场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为九十天计算，日工程量为11700元（1055000÷90天），交工日应为2011年7月14日，施工单位未能按期完工，合同约定的工程量有增有减，根据实际增减为十一万九千余元的工程量计算，增加的工期为十天，工程顺期至2011年7月末。
　　　碧水公司收到甲方支付的工程款后，领工人员组织工人停工讨薪造成工期延误，碧水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二、碧水公司不认可施工量，就自己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佐证的责任；
　　　工程量计算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案件的公正处理，体现在工程量计算和确认上，本案双方当事人就工程量发生争议，碧水公司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完工量的责任，不能提供证据的，根据发包方的核定确认工程量。经甲方核定碧水公司实际完成包括“合同内”及“合同外”工程量总计价款一百八十六万。
　　　发包方与承包方订立的合同中明确，承包人主张工程量，应当提供施工签证、增补协议、工程量清单及确认函等书面证据，或者提供其他证据，参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碧水公司对自己提出的反驳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碧水公司主张书面安装合同以外还与青山公司建立安装施工合同关系，应当就合同订立和具体施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碧水公司承担不利后果。碧水公司实际完工量计算，超支工程款应予退回。
　　　碧水公司认为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由此逆推已完成“对等价格”的工程量，此项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配套规定，发包方支付给承包方款项，均系阶段性工程款，并非竣工结算款，碧水公司向青山公司出具的大多为暂借凭据，必须通过结算程序才能确认碧水公司实际工程量与已收款项是否一致，碧水公司采用逆向思维方式，认为青山公司已付款视同碧水公司已完工的说法难以成立。
　　　碧水公司代理人称多支工程款系接受青山公司的委托，向施工人员发放工资，此说与碧水公司提交的证据之间产生矛盾，碧水公司提到的“施工人员”系碧水公司提交花名册当中的施工人员，其中的领班人员“鲁某某”系书面安装合同中碧水公司指定的现场代表人，足见碧水公司所谓给青山公司的工人发放薪酬的说法尚缺证据支持。
　　　
三、承包方延误工期造成“吊篮承租费”及“误工损失”，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应当承担违约损失赔偿责任。

　　　碧水公司抗辩材料进场晚造成误工，青山公司则向法庭提交了关于材料按期进场的证据，碧水公司其主张未能举证证明；依据合同约定及零星增减事实，施工最晚应在2011年7月底前交工，截止2011年10月20日还未完工，由此造成甲方吊篮费租金损失，各项损失额超出约定的违约金，依据合同法规定，发包方有权就超出约定违约金的实际损失向碧水公司提出赔偿，碧水公司对因其违约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负有赔偿责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生活价值观念的转变，夫妻双方个人财产数量的增多，家庭主体间相对独立性的较强，身份关系的渐趋弱化，随之而来的便是离婚率的升高，离婚会导致原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的分离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分割，然而，离婚时涉及的财产分割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在此，笔者结合当前司法实践，浅谈现行《婚姻法》中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对策。

　　一、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缺陷　　

　　根据我过现行《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虽然对符合法定情形和约定情形的财产的认定和分割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纠纷的复杂性，以及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存在不少缺陷，仍然直接影响司法实践中的操作。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

　　有人认为，约定财产制表面上维护了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和处分权，但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仅会成为当事人实施规避的借口，而且约定真伪难于判断。有些人认为，审查约定财产诉讼的耗费太大，因此，应取消财产约定，实行单一的法定共同制。我觉得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缺陷并不在于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对这一制度所作的规定不完善。取消约定财产制度，实质上是否定婚姻的契约性质和当事人处分财产权利的自由，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如果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婚姻法》规定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来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有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才对其发生效力，而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之间曾经对其财产有作过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对他不发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一）》中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只言片语，虽然较旧婚姻法有所进步，但其内容的贫瘠无疑会使约定财产制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不排除会出现不少夫妻一方串通他人伪造债务侵吞另一方财产的现象，对未参与交易方的夫妻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

　　（二）夫妻分居期间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夫妻分居制度，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双方因工作关系而两地分居或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情况并不罕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4条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财产时，各自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双方所得财产相差悬殊的，差额部分，由多得财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相等的财产抵偿另一方。”这一规定将所有分居期间的财产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忽略了此类财产的特殊性，夫妻分居尤其是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双方往往除了具有法律上的夫妻身份关系外，不再有任何联系，共同关系已是名存实亡。将财产分给仅仅“名义”上的配偶，或者为其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这对另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问题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以及关于具有商业信誉的标记的专有权利,它具有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双重属性。[1]新《婚姻法》第17条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本法条可以把知识产权在现实社会中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或者可以获得的可预见的经济利益，如服务标记、商标、专利等；另一类是正在形成的并未实现的经济利益。[2]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对于前者当然按共同财产对待而无可厚非，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知识产权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具有一定的风险，即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一文不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5条规定：“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一方适当经济照顾。”这些规定只解决了知识产权收益的部分问题，但对尚未明确可以取得财产收益的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的期待权没有作出规定或解释。如果在分割这部分财产时不考虑其将来的价值，可能对一方当事人不公。

　　二、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双方的收入和财富大量增加，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内容复杂，存在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家庭经济功能强化，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单位，夫妻一方或双方以多种形式参与经济生活，夫妻财产被大量用于生产、投资和经营，使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因财产的归属、占有、使用、管理、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引发诸多纠纷和问题；夫妻对经济利益日益敏感和关注，对个人财产及权利保护的需求和呼声日趋强烈；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夫妻财产纠纷案件增多，处理难度加大。面对上述新的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现行的我国夫妻财产制愈来愈显示出其不足，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证制度

　　我国《婚姻法》以第三人是否知情作为有无对抗效力的前提，而在实际操作中，第三人是很难清楚夫妻之间有何财产约定的，因为这些约定属于内部契约，具有很强的隐秘性，除非夫妻一方或双方明确告知，否则第三人根本无从知晓。对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公证方式，二是登记形式。[3]公证成本较高，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财产约定的登记制度比较合适。登记机关将财产约定的登记作为社会公共信息，以合适方式对外披露。至于这种公示可能暴露私人财产的隐私，这是夫妻双方自愿接受的，因为夫妻双方既然希望其约定对抗第三人，就必须要公证，而公证就必然意味着将其某些财产的秘密公开，当然，具体财产来源等细节还是不能公示，第三人不能查阅，以保护夫妻双方的隐私权，这样既能保障效率，又能防止公权力过分干涉私权领域，才能遏制社会上故意利用夫妻财产约定来逃避债务的现象。如果夫妻财产约定未经登记的，则其中一方与第三人交易时，另一方不得以约定财产制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仍可要求交易对方夫妻按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清偿债务。

　　（二）确立约定财产应具备的条件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应具备的条件并没有作明确规定。依民事法律基本精神，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属于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必须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1）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规定可知，法定婚龄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要高，因此，当事人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订立财产约定都不会涉及未成年人的问题。对于精神病人，《民法通则》规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从事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可以进行。所以，只要无精神障碍，订立财产约定的夫妻双方都应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须指明的是，此处的当事人双方必须是夫妻，即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未婚同居或婚外同居者对财产关系的约定，不属于夫妻财产约定。（2）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且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受欺诈、胁迫等而作出的约定不产生法律效力。（3）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同时还包括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规范。财产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以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如不能将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列入约定财产之内，不能借约定逃避债务，不能约定免除法定抚养、扶养和赡养义务等。

　　（三）财产补偿制度

　　财产补偿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明显超过另一方的，婚姻关系终止时，应给另一方相应补偿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实际享有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如为了支持一方继续深造，另一方不仅自己作出牺牲，承担了包括家务在内的所有劳动，对婚姻家庭贡献较大。又如因双方家庭条件不同，婚后，一方在亲属的抚养、瞻养、救济上花去了大量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另一方则无此支出等。出现上述情况，我认为，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应当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以真正体现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所享有的平等权利。

　　（四）过错赔偿制度

　　是指配偶一方因自己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向对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既然婚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根据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当一方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对方损失或者因过错侵犯对方享有的共同财产权利造成对方损失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过错赔偿制度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其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古老的离婚救济方式，早在实行过错离婚主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如离婚被判为过错全属夫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偿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或精神损失。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4]尽管现代盛行无过错离婚主义，一些国家仍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重要离婚的救济方式。为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惩罚过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稳定婚姻家庭关系，有必要追究有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才符合法律的正义。

　　
注释

[1] 董经纬,《离婚中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纠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2] http://pj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4。

[3] http://club.topsage.com/thread-1268715-1-1.html。

[4]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