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提示】
被告电视台播出公安机关提供的新闻素材，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案情简介】
2005年3月20日，省发生一起强奸（未遂）案，公安分局立案后，于同年4月13日下午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抓获。当晚公安分局欲安排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混合指认，要求被告实验学校予以协助，提出需要数名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年龄相仿的初中男生配合指认。当晚9时下自习时，实验学校教导主任对该校初二（8)班班主任张某说明了此事，张某即带领该班学生李某（15岁）高某( 14岁）刘某(15岁）陈某(15岁）张某(16岁）和孙某(17岁）前往公安分局。该局民警向班主任张某及李某等六名学生说明了混合指认的相关内容，张某在谈话笔录上签名后，李某等按民警要求手举号牌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一起列队接受指认，这一过程被民摄像和拍照。次日电视台记者前往公安分局采取欣慰，公安分局遂将本案指认过程的相关摄像资料等交给电视台记者，未作任何交代。2005年4月16日，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播报的新闻中，出现李某等六人手持号牌参与辨认的图像，面部无任何技术遮掩，时间约2秒。电视台播报此新闻前未通知公安分局和实验学校。李某等六人先后看到该条新闻，随后即向学校及公安分局提出异议未果，后被同学和其他人以“嫌疑犯”和“几号强奸犯”等字眼称呼。公安分局于2005年7月2日向实验学校发出建议函，建议学校对李某等六人予以表扬。李某等六人与电视台、公安分局、实验学校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原告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向省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电视台、六安市公安局公安分局、实验学校侵犯其名誉权、肖像权。原告诉称：六原告均系被告实验学校初中学生。2005年4月13日，被告公安分局与实验学校联系，由班主任通知六原告前往公安分局协助调查一起强奸（未遂）案。在公安分局六原告按照公安人员的安排手持编号，与犯罪嫌疑人一起列队接受了被害人指认并被摄像。六原告事先不知晓摄像的真实情况和用意，事后提出不得公开，公安分局表示同意，但后来将摄像材料提供给新闻媒体。2005年4月16日，被告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公开报道了该新闻，播放了公安分局提供的摄像材料，且未对六原告协助公安调查的真实情况作出说明，亦未对相关影像作任何技术处理。由于社会公众不明真相，纷纷谴责六原告未成年即犯下恶劣罪行，给六原告的生活学习造成负面形响，也给六原告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三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六原告的肖像权、名誉权。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向六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形响；向六原告各支付精神抚慰金10万元，共计60万元。
被告电视台答辩称：李某等六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我台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则对客观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没有侮辱、诽谤六原告的内容。播放新闻时，虽然没有对六原告的影像作画面处理，但对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影像作了处理，并突出了朱某某按手印的画面。因此，我台的行为没有侵犯六原告的名誉权和肖像权，亦未造成不良影响，故六原告对我台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公安分局答辩称：我局2005年4月13日晚的整个辨认活动符合法律程序，并无不妥之处；被告电视台播放涉案新闻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构成侵权；我局是在接受采访时被动提供涉案录像材料，电视台播放该录像前未征得我局同意，我局没有侵犯李某等六原告的名誉权、肖像权，六原告要求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故六原告对我局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实验学校答辩称：本校系应被告公安分局要求，由班主任带领李某等六原告前往该局协助进行对犯罪嫌疑人的混合指认；被告电视台播放现场指认录像，事先未告知我校，更未征得我校同意。六原告要求我校与其他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因此其对我校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司法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被告公安分局依法具有刑事案件侦查权。在侦破强奸犯罪刑事案件过程中，因侦查需要安排原告李某等六名未成年人协助参与混合指认过程并拍照、录像，该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在混合指认这一侦查活动终结后，在向被告电视台提供相关新闻资料时，作为公安机关的公安分局应当认识到、同时也有义务特别提醒电视台在播出时注意对图像进行相关技术处理，以保护六原告的合法权益。但公安分局未尽到该义务。电视台作为新闻机构，也应当在新闻报道中注意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在播放涉案新闻时，对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脸部画面作了某种程度的技术处理，反而忽略了对六原告的脸部画面进行处理，使六原告的脸部未加遮掩直接显示于屏幕。尽管播出时间较短，也足以使对六原告熟悉的人从电视画面上将六原告认出。同时，由于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方式覆盖面非常广泛，该新闻内容传播到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电视台播出该新闻时未对六原告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混合指认的情况加以特别说明，使得不特定的群众产生误解，导致六原告被他人冠“强奸犯”的称谓，其社会评价被严重降低，产生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对于该损害后果的发生电视台和公安分局主观上均存在过错，其行为侵犯了六原告的名誉权，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对于公民名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赔偿损失的幅度应当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电视台和公安分局均是由干过失造成侵权，主观上也不存在故意侮辱、诽谤他人为自己谋利的目的，因此，对六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6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将精神抚慰金的数额酌定为每人6000元合计36000元。
肖像权是公民支配自己肖像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因此，构成侵犯肖像权需要符合两个要件：一是未经许可使用公民的肖像，二是以营利为目的。被告电视台和公安分局均非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李某等六原告的肖像，故不构成对六原告肖像权的侵犯。
被告实验学校应被告公安分局的要求，指派老师带领李某等六原告到该局配合进行相关刑事案件的侦破，行为并无不当。对公安分局在指认过程中拍摄、录像的行为，实验学校既无权干涉，也无法预见该影像资料会被新闻媒休不恰当地传播，被告电视台播出涉案新闻前亦未通知实验学校，故实验学校的行为不构成对六原告侵权。
法院判决：一、被告电视台和被告公安分局向原告李某、高某、对某、孙某、陈某、张某公开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内容须经该院审查许可）。两被告如不履行，该院将在省省级报刊刊登该院生效判决书主文，相关费用由电视台与公安分局共同承担；二、被告电视台与被告公安分局共同向原告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各支付精神抚慰金人民币6000元合计36000元；三、驳回原告对被告实验学校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诉辩】
公安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1）本案李某等六被上诉人主张原审被告电视台及我局故意编造虚假新闻侵犯其肖像权、名誉权，而一审法院认定电视台未尽注意义务，我局未尽特别提醒义务，侵犯了李某等人的名誉权。李某等六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法院不应直接作出判决，而应当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以便我局能就此进行举证。(2)我局因被动接受采访而提供包括录像资料在内的新闻材料，是履行法制宜传义务，主观无过错。电视台至案发当地采访，拍摄了学校、犯罪现场，并来我局调取案件第一手资料。我局除全面客观介绍案情外，还应记者要求提供了相关录像资料，目的并非供电视播放，而是为记者，编辑全面了解案件情况，保证新闻准确无误。电视台如播出我局提供的录像资料，应征得我局同意，但该电视台未尽上述义务。原审法院以本局有特别提醒义务为由判令本局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电视台播放涉案新闻时已作了技术性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脸部未加遮掩直接显示于屏幕便是未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是错误理解。本局认为电视台在未通知本局并征得本局同意的情况下对录像进行剪辑播出虽有不妥，但其播出的内容能使观众清楚辨别李某等六被上诉人不是犯罪嫌疑人，其播出目的是为弘扬正气，揭露犯罪，宣传法制， 具有阻却违法性。综上，我局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论正确。上诉人公安分局将有关录像资料提供给原审被告电视台，应该履行特别提醒的注意义务。而正是因为电视台播放该录像资料时对被上诉人脸部画面未进行技术处理，给被上诉人造成名誉损害。故公安分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电视台称：上诉人叶染公安分局关于我台播放涉案录像资料须经该局同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市判决赔偿李某等六被上诉上精神抚慰金的金额欠合理。
原审被告实验学校称：公安部门按合法程序让学生配合指认，我校配合公安机关的行为并无不当。原市被告电视台播出指认过程，事前并未通知我校。故我校无过错，一市判决我校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上诉人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在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认为上诉人公安分局及原审被告电视台、实验学校侵犯了其名誉权、肖像权，要求三单位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形响并支付精神抚慰金60万元。一审法院根据其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认为电视台、公安分局没有尽到各自的义务，构成对被上诉人名誉权的侵犯，但其行为未侵犯被上诉人的肖像权，并作出相应判决。该判决并未超出被上诉人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故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不一致的观点不成立。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条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依法采取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本案上诉人公安分局为侦破相关刑事案件，安排李某等六名被上诉人配合进行的混合指认，即是一种法定的特殊的侦查手段。公安分局在特定的、不公开的场所内，为了侦查案件的需要进行混合指认，并进行录像、存档的行为，是依法行使侦查权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但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终结后，在向新闻媒体提供侦查活动中形成的资料时，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因此导致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如果因未尽谨慎注意义务．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资料，不得依法行驶侦查权的行为，不能因行驶侦查权本身的正当性，免除其在向新闻媒体提供资料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本案事实，公安分局将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原审被告电视台、发生在混合指认这一侦查手段终结之后，且电视台是新闻煤体，其收集侦查资料只是为了用于新闻报道，公安分局将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交给电视台，不是侦查手段的延续。因此，公安分局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不构成其在向新闻媒体提供侦破案件相关材料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的法定免责事由。上诉人公安分局以配合新闻工作，履行法制宣传义务为由，称自己无过错，是对法律上“过错”这一概念的误解。民法上的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良好的意图，并非意味着行为人一定没有过错。播放法制节目，其目的正如公安分局所称是弘扬正气揭露犯罪，是为了法制宣传的需要。但在本案中，宣传法制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矛盾。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特殊案件，在制作成面向广泛的、不特定的受众播放的新闻节目时，对未成年人的形象加以技术处理或者在节目中予以特别说明，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宣传法制、弘扬正气的效果。参与指认的公安人员知晓并理解混合指认的内容，不会因为与案件无关的人参与指认而认为其就是犯罪嫌疑人，不会因此导致这些无辜的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但是，公安分局将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电视台时，未尽特别提醒义务，导致李某等六名被上诉人的脸部画面未经任何技术处理，即通过新闻传播到不特定的受众处且该新闻节目亦未就此作出特别说明。观看新闻的普通群众，并不一定知晓混合指认这一特定侦察手段的具体内容，因此有人公开指责六名被上诉人未成年即犯下恶劣罪行，并冠以“强奸犯”的称谓，导致六名被上诉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发生名誉权受损的后果。故公安分局配合新闻媒体进行法制宣传的正当性不构成免除其在本案中所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
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与原审被告电视台的过失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上诉人公安分局未尽提示义务的情形下，如果电视台在播放新闻对进行一些技术处理，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但是，新闻媒体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并不导致公安分局的责任得以免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提供者构成侵害名誉权。电视台是面对大众的新闻传媒机构，公安分局在接受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采访时，将上述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电视台而未作任何特别说明，是对电视台播出该资料的一种默示行为。电视台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不构成免除公安分局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
综上，上诉人公安分局上诉称其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但在适用法律部分，还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予以补充。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评析】
本案是公安机关提供新闻素材、电视台没有认真审核而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一）主动提供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二）因被动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新闻单位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虽系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本案被告公安分局作为司法机关，应当知道把有关音像资料转给电视台有可能被播出从而损害原告的名誉，更应当知道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被告电视台作为新闻单位，应当认真审核有关音像资料，特别是对案件涉及人员的影像应当进行技术处理后才能播出。被告公安分局主动向被告电视台提供新闻材料，被告电视台
没有认真核实处理，播出后使原告的名誉受到侵害，构成了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未成年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新闻单位应当更加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张生贵律师选编13240422999】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高艳


　　内容提要：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公司法律的不尽完善，实践中公司法运作不够规范，如何认定股东资格标准不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上的混乱，本文进一步阐述了股东认定股东资格应遵循的原则及基本思路，并对股东资格认定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 股东利益 公司章程 股东名册
　　一 引言
　　股东资格的认定是公司法案件审理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如在股东权确认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东权纠纷以及债权人追究股东瑕疵出资责任的诉讼中，当事人都可能因此发生争议。
　　二、认定股东资格应遵循的原则及基本思路
　　股东资格认定难的原因，除了公司法缺乏明确的定义，公司法论著定义不一致外，（注：参见江平、方流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137页；参见毛亚敏著：《公司法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7页；参见刘瑞复著：《中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17页；参见漆多俊著：《中国公司法教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主要是因为股东在公司的设立和转让出资时的不规范操作。比如有的只在章程上签名盖章，但是没有实际出资；有的实际出资了，但是没有在章程上签名盖章，或者没有在工商注册登记或者股东名册中记载为股东；有的虽然在工商注册登记或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股东，但是从未履行股东义务和享有股东权利，如此等等。这些不规范行为在法律上的要害是，有的没有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仅在外观上具有股东的名义；有的有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在外观上看不出是股东；有的没有履行股东义务而享有股东权利，有的履行了股东义务但未享有股东权利。这就导致审判实践中产生了一个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问题，到底是以是否具有真实意思表示作为认定标准，还是以是否实际履行股东义务作为认定标准，或者还是以外观上是否具有股东的名义作为认定标准？应当说，每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这些标准发生冲突时，法院该如何取舍？尤其在牵涉到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时，有关公司的内外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谁是股东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在考虑各利害关系人间的利益平衡基础上，结合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选定合理的标准，对股东资格作出正确认定。确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思路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保持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牵涉到股东、公司和债权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其中，债权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交易制度范畴，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公司制度范畴。认定股东资格既要充分维护交易制度，又要充分维护公司制度，使两种制度的功能都得到实现。
　　（二）维护社团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公司作为社团，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应当保持公司内部各种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认定股东资格应考虑到尽可能地使公司成立有效，使公司已成立的行为有效，不轻易否定公司已成立的行为，不轻易否定股东资格。
　　（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是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安全的客观要求。具体地说就是认定股东资格涉及第三人、公司以及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四）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根据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取得股东资格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应有作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真实意思表示似乎就不应当认定为股东，否则有违意思自治原则之嫌。但鉴于相对人与公司交易，通常是通过公司的外观特征来了解和判断公司的资信状况，根据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公司应当将其股东、资本等基本情况以法定的形式予以公开，使交易相对人周知，相对人不承担因公司外观特征不真实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因此，认定股东资格要考虑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要考虑到公司对外的形式性、外观性。
　　（五）制裁法律规避行为。最常见的规避公司法的行为包括为规避一人公司而设挂名股东，为规避对公司股东资格的限制而设隐名股东。公司设立和出资转让中存在的法律规避行为，会危及公司法律制度和市场交易安全。认定股东资格时，应对法律规避行为加以规范和制裁，将相关法律关系调整到合法状态，使当事人的不法意图无法得逞。
　　基于以上原则，认定股东资格应当按照以下基本思路进行：首先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个人法调整还是属于团体法调整。在与公司相关的法律关系中，有些属于个人法上的法律关系，应当优先考虑个人法规则的适用，有些属于团体法上的法律关系，应当优先考虑团体法规则的适用。因为个人法注重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团体法强调行为的外观特征。如挂名股东、实际股东、隐名股东之间发生的股权确权争议，属于个人法的调整范围，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据实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而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包括股权受让人、公司债权人、股权质权人等）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的争议，则属于团体法的调整范围，无需探究公司股东行为的真实意思，可直接按公示（如工商登记）的内容认定股东资格。其次分析公司或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在公司或第三人对究竟谁是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公司或第三人不得以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为由，选择对其有利的标准来认定股东资格。
　　三、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与具体规则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具备下列特征：1.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包括公司设立协议，下同）上签名盖章，表明自己受公司章程的约束；2.向公司投入在章程中承诺投入的资本，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3.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4.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6.在公司中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在诉讼中，这些特征就会物化为各种形式的证据，法院应当也只能根据有关证据分析争议的股东有无上述特征，进而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问题是实践中完全具备上述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只具备部分特征。为确定具体的股东资格认定规则，我们首先对上述几种股东特征对于认定股东资格的意义进行分析。
　　1.关于签署公司章程。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应当记载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股东的权利义务、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等等，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在公司设立时，应当将公司章程提交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在转让出资时要变更公司章程并要进行变更登记。据此，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签署章程的行为，说明行为人有作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东签署并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章程对内是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的主要根据，具有对抗股东之间其他约定的效力；对外具有公示的效力，是相对人据以判断公司股东的依据。
　　2.关于实际出资。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未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出资评估不实、虚假出资的股东应当对公司承担差额补交责任，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对虚假出资的股东，工商行政部门可给予罚款、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罚。可见，虽然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义务，但股东不出资只会导致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不必然否定其股东资格。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是否实际出资显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在公司内部关系中，是否实际出资本身也不影响股东资格的取得，但公司可通过调整股权结构或依法减资取消未出资股东的股东资格，未出资的股东向公司主张股东权时，公司可对其行使抗辩权。因此，是否实际出资不是股东资格的决定性条件，不能仅以未出资否定股东资格，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实际出资者就是股东。
　　3.关于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公司注册登记的功能主要是政府对进入市场交易的市场主体资格进行审查，以减小市场交易的整体风险，其内容因其公示性而对相对人具有确定的效力。由于公司注册登记是公司成立的法定程序，公司成立登记客观上具有使出资人成为股东的设权性效果，但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本身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本质上属于证权性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材料可以作为证明股东资格并对抗第三人的表面证据，相反，第三人也有权信赖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即使登记有瑕疵，按照商法外观主义原则，第三人仍可认为登记是真实的，并要求所登记的股东按登记的内容对外承担责任。因此，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在股东资格认定时具有相对优先的效力。
　　4.关于出资证明书。有限责任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包括股权证书，下同）与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股票一样，只是一种物权性凭证，是证明股东所持股份或出资的凭证。出资证明书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初步证明，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即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因此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中也无决定性的效力。
　　5.关于股东名册。股东名册的记载具有权利推定力，即虽不是确定股东的权利所在的根据，但是是确定谁可以无举证地主张股东的形式上资格的依据。（注：参见[韩]李哲松著：《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第243页。）因此，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通常可确认其股东资格，否认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的权益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另一方面，将股东记入公司股东名册，是股东的权利，是公司的义务。股东名册未记载的股东，也不是必然没有股东资格，因为公司拒不作股东登记或登记错误，属于履行义务不当，不能产生剥夺股东资格的效力。
　　6.关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或者原因。简单地从这个角度看，以享有股东权利为由主张股东资格是不能支持的。但是从保持公司的稳定性的角度讲，如果否定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的股东资格，将导致其在公司中的行为无效，使许多已确定的公司法律关系发生改变，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权衡各方利益，我们认为对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原则上应当认定其股东资格，但是不能反过来认为没有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就不是股东，因为被公司不当剥夺或限制股东权利的股东和不召开股东会、不分配利润的家族性公司，客观上都是大量存在的。
　　通过对上述的股东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属于形式特征，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属于实质特征。当与股东上述特征相关的证据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争议当事人的具体构成，优先选择适用相应的证据，对股东资格作出正确的认定。1.在公司债权人诉请出资不足的股东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的诉讼中，应根据形式特征特别是工商行政部门的登记来认定股东资格，但根据实质特征，公司设立存在规避法律行为的除外。如工商登记文件中载明的股东一般不能以自己实际上是挂名股东为由，要求免除其对公司债权人应承担的出资不到位的民事责任，但其承担对外责任后可以根据约定向实际股东追偿。但设立挂名股东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对一人公司的禁止性规定，公司实际股东仅为一人的，不应再认定挂名股东的公司股东资格，而应认定该公司不符合法定条件，实质上为私营独资企业，并判令业主（实际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2.在公司或其股东与公司以外的股权受让人、股权质权人对股权转让人、出质人的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亦应根据形式特征特别是工商行政部门的登记来认定股东资格。3.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应优先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作出认定，但根据实质特征能作出相反认定且股东或公司在行为时应当知情的，依实质特征认定股东资格。如股东虽然实际出资并持有出资证明书，但未签署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均无记载的，应认定其股东资格尚未取得。又如股权转让后，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未进行变更前，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股权转让行为的，应向受让人分配股利，否则公司仍得向转让人分配股利，受让人只能通过个人法上的权利，请求转让人向其退还股利。4.在发起人股东（包括挂名股东、实际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发生争议时，应优先根据实质特征特别是签署公司章程和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来认定谁是股东。实质特征不够明显的，可结合形式特征加以认定。如签署公司章程且工商登记或股东名册有记载的，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如工商登记、公司章程有记载且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即使未实际出资、未签署公司章程，也应当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仅有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的记载，但未签署公司章程、未实际出资、未享有股东权利的应认定其不具有股东资格。仅凭实际出资和持有出资证明书或实际出资和股东名册有记载不能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但已实际出资，且能证明是由于办理注册登记的人的过错致使错误登记的或者漏登的，应当认定该出资人有股东资格。5.公司设立时股东未依约出资导致公司注册资本未达到法定最低限额的，属于虚假出资骗取公司登记的行为。无论关于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在该公司的股东之间，还是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之间，无论该被争议的股东是否实际出资，均应当认定其不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因为虚假出资骗取公司登记的，应认定公司设立无效。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各出资人均不应认定为公司股东，他们应当按照合伙关系对内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四、几种特殊股东的资格认定
　　（一）关于冒名股东
　　冒名股东包括以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死人或虚构者）出资并登记和盗用真实的人的名义出资并登记两种情形。对前者应认定实际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这样认定能防止因股东缺位导致股东的权利义务无人承受，有利于维护公司团体法律关系的稳定。对后者也不应当认定被盗名人为股东，被盗名人对内对外都承担责任，因为被盗名人对此一无所知，不具备股东的任何本质特征。但如果认定被盗名人不具备股东资格导致出现一人公司，就应当由盗名的股东对外承担无限责任。
　　（二）关于挂名股东和隐名股东
　　挂名股东，又称借名股东、名义股东或“空股”，是指具有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基于与他人（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登记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的约定，其名下的出资全部或部分由他人投入并由他人享受股东权利的人。与挂名股东相对应，该实际出资的他人通常被称为隐名股东。在公司存在挂名股东、隐名股东的情形下，可按以下规则认定公司的股东：
　　1.公司工商登记有两名股东，但股东之间约定公司全部出资由一名股东投入，另一名股东不出资，也不享有股东权利。这种情形的实质是出资人既想自己独自经营，又想利用有限公司的形式承担有限责任，为了规避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且双方对规避公司法的规定通常都是明知的，故应认定公司设立行为无效，该公司实为私营独资企业。“公司”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按挂名协议的约定处理，“公司”对外债务应由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
　　2.公司工商登记有三名股东，股东之间约定出资由其中两名股东投入，另一名股东既不出资，也不享有股东权利。这种情形下，公司设立有效，该挂名股东对外应承担股东责任，其与公司及其他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按挂名协议处理。
　　3.公司工商登记有两名股东，其中一名股东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约定，其出资与股东权利由该第三人投入和享有。这种情况下，当挂名股东与该第三人（即隐名股东）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应按双方的挂名协议据实确认隐名者的股东资格。但当挂名股东或隐名股东与公司或第三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不能以挂名协议的约定对抗善意第三人，应认定登记的股东（即挂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不应认定隐名者为公司股东。如果公司或公司所有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挂（隐）名协议或公司允许隐名者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股东权利的，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发生争议时，应认定隐名者的股东资格。隐名者既可能是为了规避公司法对投资主体身份的限制性规定，也可能出于正当经营投资策略的需要，其中隐名者作为公司投资主体身份违反法律规定的，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认定其股东资格。
　　4.公司工商登记有两名股东，其中一名股东的出资部分由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投入，且该部分出资的股东权益归该第三人享有。这种情形下的股东认定规则与第3相同。
　　（三）关于“干股”股东
　　“干股”股东是指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但未实际出资的股东。“干股”股东与挂名股东的不同之处是后者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干股”多是基于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赠与而形成，其出资可能由其他股东代缴，也可能未实际缴纳。对于“干股”股东，无论其名下出资有无实际缴纳，原则上都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如其名下出资已实际缴纳，其与实际出资股东之间的关系按垫资或赠与关系处理。如其名下出资未实际缴纳，应负补足出资义务。实践中，如“干股”系接受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取得，只需要将其份额作为非法所得没收，进行拍卖转让，不影响对其股东资格的认定。
　　（四）关于股权转让人和受让人
　　通过与公司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股权交付和登记手续，也是当事人取得股东资格的一种方式。对于因股权转让人或股权受让人的股东资格发生的争议，应坚持以股东变更登记为基本标准，尊重股权实际转让事实的原则。1.公司对股权转让有审核是否合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而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可视为公司对股权转让和受让人股东资格的确认，对公司及其股东均有约束力。2.若受让人已事实上承受了转让方的出资额，实际上已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股东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但公司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应该尊重事实，尊重实际已存在的法律关系，认定受让人具有股东资格，并责令公司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3.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属于行政管理行为，仅是对当事人已经发生的股权转让事实加以确认，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受让人股东资格的取得。但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根据工商登记确定股东的，公司以及股权转让人和受让人不能对抗第三人。4.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以办理完毕工商和（或）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手续为股权转让生效条件的，未办理完毕工商和（或）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手续之前，股权的转让不发生法律效力，仍应认定转让人为公司股东。
　　五、结语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对于正确处理好相关公司法律纠纷意义重大，公司章程的记载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较高的效力，股东名册对股东资格具有推定效力而工商登记则具有最高的公示效力，在实践中对于出资瑕疵的股东应区别不同情形加以认定，对隐名股东的认定要从严把握。


　　参考文献
　　［1］ 徐晓松主编：《公司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张新文主编：《公司法实务与案例评析》，知识产权出版社。
　　［3］ 蒋大新主编：《公司法律报告》，第一卷 中信出版社。
　　［4］ 周文苏主编：《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高艳